
1948年12月18日傍晚,津沽大雪初停,军统天津站里乱成一团。站长吴景中悄声递给副手蒋锵一张机票,“今晚就走。”短短五个字,说完便合上呢大衣扣子,消失在巷口。这一幕,成为许多旧部记忆中“天津最后的夜”。十几年后,关于这位站长的传言愈演愈烈:有人说他被关在琉球岛砍甘蔗,有人说他去了香港开杂货铺。直到2009年,《潜伏》中的“吴敬中”一角火遍荧屏,谜底才被更多人扒出来——原来这位“原型”与湖南一家人有着割不断的血缘。
镜头往前推,1903年,吴景中生于武汉一个书香门第,家族字辈“光”在前,“中”在后。他八岁进私塾,二十出头加入中国共产党,不久赴莫斯科中山大学。与蒋经国同班的日子里,两人常在走廊边讨论《国家与革命》。后来他转投国民党情报系统,这段“左转右折”的经历,注定了他高傲又游离的性格。戴笠看他“不是自己人”,起初并不器重;可抗战打响,临澧特训班急缺教官,他才有机会显露锋芒。训练班出身在军统里就像一道“金漆招牌”,几年磨炼后,他先去重庆、又赴兰州,最后被蒋经国一纸令调到天津——职位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。
吴景中到津时,带着妻子粟慧嘉和三个孩子住进前日本纺织商的小洋楼。楼不大,却空荡干净,客厅里只挂一幅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。儿子吴景峰十一岁,常翻那本留在抽屉里的世界地图册。父亲从不在家办公,偶尔弹风琴,最爱《满江红》。“父亲忙完就会抚我脑袋,叮嘱两句‘好好读书’。”吴景峰晚年忆起,总是微微一笑。
局势瞬息。辽沈战役结束,北平、天津已是风雨欲来。吴景中连续召开紧急会议,却迟迟等不到南京的明确指示。手下人一边收拾细软,一边探口风。就在外界猜测站长到底要撤还是要守时,他突然带着蒋锵登机南飞,一走了之。后续的混乱可想而知:保险柜被撬,电台密码本失踪,好些人趁乱卷走黄金、钻石。毛人凤恼羞成怒,电令“押到岛上砍甘蔗”,要杀鸡儆猴。若非蒋经国一句“老同学,由我保”,吴景中或许真要成为替罪羊。
他在南京停留不久就去了香港。1952年,他给邵阳老家寄去一封信,“来港团聚。”粟慧嘉思来想去,终究没敢回信——那年,对岸与香港之间的海峡比任何时刻都宽。六年过去,他等不到妻子,只能赴台。此后再娶、生意小成,生活表面安稳,却始终惦念大陆的旧家。朋友回忆,台北老寓所的书房里,他常盯着几张老照片发呆,一坐半天。
时间快进到1980年。借美国友人通信,他终于与子女重新接上线,才知道粟慧嘉已在1961年病逝。电话那端沉默良久,他只说一句:“我对不起她。”三年后,他因心脏病去世,享年八十。子女辗转拿到那叠照片,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潦草字:哪年哪月,谁谁谁在长沙、在天津、在邵阳……字迹忽深忽浅,像一个迟迟写不出的家书草稿。
吴景峰的日子并不好过。父亲的军统身份成了档案里最刺眼的标签,工作调配、婚事,处处磕绊。好在长沙一中一位老校长没在档案上写“特务子弟”,他才能考进清华水利系。三十出头,亲戚仍担心姑娘“不敢嫁特务的儿子”。直到杨姓姑娘站出来:“人又不是他父亲。”二人终成眷属。退休后,吴景峰最常提的,不是父亲如何风光,而是那些年曾帮过自家的人——邻里送来一袋米、老师垫了学费,他都默默记在小本子上。
2009年4月,《潜伏》开播。剧里冯恩鹤饰演的吴敬中,两只眼睛总像在计算,却又在关键时刻露出一点少年意气,观众叫好连连。某晚,吴景峰接到表哥电话:“快开电视,这就是姑父!”他将信将疑,和女儿并排坐在客厅,边看边拿祖父旧照比对,越看越像。可一连几集后,老人摇头,“把我爸演得太老,他那时才四十多,西装笔挺,头发黑亮。”
这一句抱怨听着轻,却藏着半个世纪的思念与遗憾。剧集热度过去,吴家后人把光碟收进抽屉,只留下客厅里那张泛黄的老照片——青年吴景中,端坐在暗红风琴旁,目光炯炯,如同还在倾听窗外的风雪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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